传销式的中国社会

作者:刘慧斌

我曾经参加过形式类似传销的培训,培训本身并没有带给我什么,只是事后,我会经常地想,这么荒唐的培训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相信,而且走入社会后再看看,类似的事情在不停地发生,只不过常常是换了一种形式,换了一些角色罢!

在那次培训会上,讲台上的人总是慷慨激昂,讲台下的人一会群情激动一会泪流满面,过一会又掌声雷动。讲台上的人不停地告诉你你多么杰出,你会成功。讲台下的人初听不信,不久有人信了,这个人就反过来鼓励你,说你多杰出,你会成功,久而久之,你真相信了自已很杰出。慢慢地,越来越多的人态度开始改变,转而去影响他人,最后,一个群体都陶醉于自我,陶醉于即将成功的幻觉中狂喜。像一群疯子。

走出培训会,我开始清醒,意识到我还要置身于这个社会的残酷竞争中,还要自己努力。那疯狂的培训也像试图侵扰我的病毒,最后没有成功,反倒让我产生了抗体。

走入社会,带着对那种病态形式的抗体,仿佛有了火眼金金,竟然发现这个社会就像一个大洗脑培训工厂。站在台上的人说这个社会多么多么好,站在台下的人也觉得这个社会真的好,台上台下相互激励,构成了类似控制论里面的“正反馈”,除去一部分能量用来抵消反对派以外,构成了一个变态但稳定的平衡——中国社会。

站在台上的是中国政府,更准确的说,是中国共产党。站在台下的,就是那些普罗大众了。

在社会这个大培训礼堂里,中国共产党掌握着唯一的高音喇叭。新闻联播不知疲倦的播放着祖国是多么繁荣,国外是多么糟糕的消息。所有能看到的电视节目奉行的大基调都是赞扬现行统治。批评节目少之又少,像“焦点访谈”之流也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完全控制之下,让它不要超过那个“度”。仅此而已的批评这还又被中国共产党辩证地用来说明自己在革新、除弊、改进,进而旁敲侧击地论证自己统治的合法性。中国共产党的教育贯穿中国青少年20年。回忆这20年的教育无非就两条线,一条是科学教育,一条是人文教育。人文教育主要是历史和政治的教育。历史无非就是书写中国的辉煌和没落,辉煌用来增强爱国爱党情操,没落用来衬托当下中国共产党统治的英明。政治的教育几乎就是强加一种世界观,一种被列宁毛泽东异化了、暴力化了的马克思主义。世界就是世界,偏偏被分成了誓不两立的两大阶级,还说其中一个阶级的天然使命就是暴力革命掉另一个阶级。这种意识形态与什么相似?与极端宗教主义极其相似,在极端宗教里面也是所有人被分为信徒和异教徒两类,历史成了信徒清除异教徒的血腥暴力史!

中国共产党对民众的宣传远不止于此。当今世界所有主流国家都是民主国家,民主国家的第一要义就是政治服从民主。而民主的主体——民众是相对向善的,是相对反战的。把地球看个遍,战争的发起者无非就是两种,独裁者发动的战争,和种族主义发动的战争。如果真有哪个国家想灭亡中国的话那也只能是日本军国主义掌权下的日本。世界上并不存在那么死心踏地的想灭亡中国的国家。中国社会现在的凝聚力有很大一部分来自于对外界的恐惧,这种凝聚力加强了中国共产党的统治。因为中国共产党权威封闭统治的作用,进一步加强了外界对中国的猜疑,也进一步增强了中国社会对外界的恐惧,如此循环,将中国孤立在世界上,这苦了中国人,事实上削弱了中国民众本应享有迁徙权利和接触先进教育的权利。

站在台下的理所当然就是中国民众了。中国民众在接受中国共产党60年的类似洗脑的灌输式教育之后,意识无比地政治化。难怪我们会看到很多国外报道说中国人某些习惯、逻辑怪异,我们认真看了以后也会发觉很多地方确实荒谬。除了意识形态的灌输,中国人在强大的、无所不触及的中国共产党的统治下强烈地感觉到对政治的力不从心,进而漠不关心,进而恣意纵容。中国人因为中国共产党过去犯的错误,也是因为在中国共产党宣传机器不停灌输下,恐惧变革、抵制异见,认为比起过去,现在生活已经相当富足应该满足。多么荒谬,在中国人世界观里人不是天生地、应得地享有高质量的生活,而是甘心情愿地“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偏要和中国最最落后的时期相比,不思进取,小富即安,歌功颂德。

学过工科的人都知道,当你在一种动态平衡的最低端的时候冲力最大,向上冲也最容易,当到达一定的高度时越往上越难,要想到达顶峰就最难了。现在的科技、生产力在绝对意义上很高,如果假设制度因素已经达到完美,与此相平衡的生活水平也应该是一个很高的值,而中国民众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在过去相当长的时间内处于低谷,现在仅仅是在低谷基础上向上快速地冲了一些,但远没有达到与现代生产力相匹配的生活水平,反而是在数值上还有相当大的差距。拥有类似水平的生产力的民主国家,因为制度上的先进和高效,在人均收入(请原谅我使用这个在中国语境下很讨厌的名词)方面远远高于中国,更不用说这些先发国家本身制度并非完美,甚至也很糟糕(看看国外异见者对本国政治的激烈批评就知道了——不会因此坐牢,写此文,我必须克制自己的心态和用词——压抑的社会!)。

中国的民众不光是陶醉于城市高耸的楼房高速增长的经济,更无耻地默认无处不在的贪腐和滥权。一边是永远无法参与政治的底层民众对贪官的喊杀之声,一边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中国青年精英无奈地争破头要挤进权力部门公务员体制去甘心情愿地接受潜规则的腐蚀。从上到下,从官到民,中国人无处不在的贪腐和权力的滥用已经到了极致,社会已经在慢慢地被动接纳、默认这样的变态体制。这一切无形中纵容着台上之人的咨意妄为。

中国共产党站在台上,利用自己掌控的无与伦比的宣传机器,灌输意识、引领民意,台下一片叫好之声。在封闭的礼堂内乍一看,这完全是个和谐、积极、团结、热烈的集体。殊不知,在礼堂外面的世界向礼堂之内的人投来了疑惑、鄙视的表情!

——将中国社会比作封闭的传销式的礼堂有点偏激,但这深处的道理是一样的,望危言能醒人!

中国古代的酷刑,胆小者勿入

剥皮
剥的时候由脊椎下刀,一刀把背部皮肤分成两半,慢慢用刀分开皮肤跟肌肉,像蝴蝶展翅一样的撕开来..最难的是胖子,因为皮肤和肌肉之间还有一堆油,不好分开。
另外还有一种剥法,不知道可信度多少。方法是把人埋在土里,只露出一颗脑袋,在头顶用刀割个十字,
把头皮拉开以后,向里面灌水银下去。由于水银比重很重,会把肌肉跟皮肤拉扯开来,埋在土里的人会痛得不停扭动,又无法挣脱,最后身体会从头顶的那个口「光溜溜」的跳出来,只剩下一张皮留在土里……
皮剥下来之后制成两面鼓,挂在衙门口,以昭炯戒。最早的剥皮是死后才剥,后来发展成活剥。

腰斩
由于腰斩是把人从中间切开,而主要的器官都在上半身,因此犯人不会一下子就死,斩完以后还会神智清醒,得过好一段时间才会断气。
有人认为方孝孺是被腰斩的,但事实上他是被凌迟处死的。

车裂
即五马分尸,很简单,就是把受刑人的头跟四肢套上绳子,由五匹快马拉着向五个方向急奔,把人撕成五块,因为作为头是最先掉得,其次就是双臂,等只剩双腿连着躯干的时候,拉力会拉断其中一条腿,躯干就会留在另一条腿上。不过根据了写的说法来看,不一定肢体就会从既定的部位断掉,因为手腕和脚腕都比根部脆弱的多。记得商鞅就是受五马分尸之刑。
要把人的头跟四肢砍下来都得花不少力气,更何况是用拉扯的。而受刑人身受的苦处更可想而知。真到撕开的时候,恐怕受刑人已经不会觉得痛苦了。痛苦的是正在拉扯的时候。喷溅出来的血液才是其恐怖之处。

俱五刑
把砍头,刖,割手,挖眼,割耳和一,即「大卸八块」,通常是把人杀死以后,才把人的头、手脚剁下来,再把躯干剁成三块。
汉高祖死后,吕后把他的宠妾戚夫人抓来,剁去手脚,割掉鼻子耳朵舌头,眼睛挖出,丢在猪圈里喂养,取名「人彘」.结果吕后自己的儿子看到,给活活吓死...

凌迟
最早是把人杀死之后再剁成肉酱,称为「醢」,受过此刑的记得有子路,还有周文王的长子伯邑考。
后来发展更加精细,目的还是要让犯人受最大的痛苦,因此不但是活的时候施刑,还要求受刑人必须身受多少刀以后才死。
据说发展到后来,每次凌迟要由两个人执行,从脚开始割,一共要割一千刀,也就是要割下一千片肉片才准犯人断气。而据说犯人若未割满一千刀就断了气,执行人也要受刑。发展成"死刑的艺术"
而受此刑最有名的人就是大太监刘谨,听说一共割了三天才让他断气...
这是明清的正式刑之一。
明朝的方孝孺就是不尊崇朱棣的旨意,而被凌迟。(最终还是被灭十族!本来只有九族,朱棣就把方孝孺的一些学生和朋友一起杀了。)

缢首
在国外,绞刑是普遍使用的刑罚。
中国人的绞刑是用弓弦缢杀……就是把弓套在受刑人脖子上,弓弦朝前,行刑人在后面开始旋转那张弓,
弓越转越紧,受刑人的气就越来越少,最后终于断气……
岳飞父子就是这样死在风波亭,(因为他是功臣,不能斩首,要留全尸)而明末流亡的桂王也是这样给吴三桂亲手缢杀……

烹煮
用一个大瓮,四周堆满烧红的炭火,再把犯人放进去。再顽固不化的人,也受不了这个滋味。
及请君入瓮,典故是:武则天的两名大臣周兴和来俊臣,是当时有名的酷吏,成千上万的人冤死在他们手下。有一次,周兴被人密告伙同丘神绩谋反。武则天便派来俊臣去审理这宗案件,并且定下期限审出结果。来俊臣和周兴平时关系不错,感到很棘手。他苦思冥想,生出一计。
一天,来俊臣故意请来周兴,两人饮酒聊天。来俊臣装出满脸愁容,对周兴说:“唉!最近审问犯人老是没有结果,请教老兄,不知可有什么新绝招?”周兴一向对刑具很有研究,便很得意地说:“我最近才发明一种新方法,不怕犯人不招。用一个大瓮,四周堆满烧红的炭火,再把犯人放进去。再顽固不化的人,也受不了这个滋味。”
来俊臣听了,便吩咐手下人抬来一个大瓮,照着刚才周兴所说的方法,用炭火把大瓮烧得通红。来俊臣突然站起来,把脸一沉,对周兴说:“有人告你谋反,太后命我来审问你,如果你不老老实实供认的话,那我只好请你进这个大瓮了!”
周兴听了惊恐失色,知道自己在劫难逃,只好俯首认罪。

宫刑
司马迁就是受了宫刑,而后写了不朽作品《史记》,也才会在「报任少卿书」里写出「身直为闺阁之臣」这样的句子。中国人的阉割可讲究了。首先要拿绳子把小弟弟绑起来(包括子孙袋)让血液不流通,自然坏死,后拿利刃一刀子割掉(全部喔!不是只有小弟弟)。割掉了以后拿香灰一盖,止血,还得拿根鹅毛插在尿道里。等过了几天把鹅毛拿掉,如果尿得出来,阉割就算成功了。要是尿不出来,那个人就算废了,大概最后会死于无法排尿而膀胱爆裂吧。
所以如果是要阉来当宦官的话,最好趁年纪还小就阉掉,年纪大了危险性高很多。
此刑常被贵族冲抵死刑。
相对的女性为“幽闭”。

刖刑
关于刖刑,大家的说法不太一样。
有人说是把膝盖以下都砍掉,有人说是把脚砍掉,也有人说是把膝盖骨削掉,而第三个比较可信。
总之,刖刑是一种类似截肢的酷刑。
战国时代,孙膑受师兄陷害,受的就是刖刑。 听说他名字本来叫孙宾,受刑之后,才改为孙「膑」。
如果是把膝盖骨削掉,大腿小腿之间失去了保护,这个人可能连站都站
不起来,所以稗官野史上说,孙膑受刑之后,上阵打仗连骑马都没办法,必须要坐车(马车或人力车)。

插针
用针插手指甲缝。常用于女囚。

活埋
活埋是战争时常用的手段。因为省力,速度也快。
战争里的活埋,都是叫战俘自己挖坑,有时会先杀死俘虏再把他们推下去,但时间不够的时候(或是要省子弹时),就直接把他们推进去以后盖土。中国的酷刑中,活埋古已有之。不过没听过有什么名人受过这种刑罚。比较狠一点的,会把人直挺挺的埋在土里,只露出一个头,然后开始凌虐..
活埋应该是日军南京大屠杀的时候常用的招数。

鸩毒
鸩毒大概算是酷刑之中唯一比较人道的方式……
中国古代的毒药中,最有名的应该是「鸩」这种毒药,成语中的「饮鸩止渴」便是源自于此。
常用于赐死情况。

棍刑
即木桩刑. 这里要说的棍刑,不是用棍子打人。这里说的棍刑,是拿根棍子直接从人的嘴或肛门里插进去,整根没入,穿破胃肠,让人死得苦不堪言。
正史上没有看过用这种刑罚的记载,不过金庸小说「侠客行」里有提到,还给这种酷刑起了个美名叫「开口笑」。

锯割
把人用铁锯活活锯死,其惨状似乎与凌迟、剥皮也在伯仲之间,难怪在地狱酷刑中,就专门有把人锯开的酷刑。然而,锯死活人不仅在传说的地狱中存在,在人间也是确确实实存在着的。据《三国志.吴书.孙皓传》记载,三国时,吴帝孙皓的爱妾指使近侍到集市上抢夺百姓的财物,主管集市贸易的中郎将陈声原是孙皓的宠臣,他捕获抢劫者绳之以法。爱妾告诉孙皓,孙皓大怒,假借其他事端逮捕陈声,命里武士而烧红的大锯锯断陈声的头,把他的尸体投到四望台下。

断椎
当一个人对另一个人仇恨之极时,往往会想到要打断他的脊椎骨。打断脊椎骨确实是一种很解气的行为,因为人的脊梁骨若是断了,他也就一命呜呼了。在中国历史上,断椎也是一种很重要的酷刑。据《商君书.赏刑篇》载,春秋时姬重耳打算明文规定刑律,使国内百姓人人守法,就和大夫们一同商议。姬重耳的著名朝臣颠颉很晚才到,有人认为颠颉有罪,应该给以处罚。于是,姬重耳批准,将颠颉断椎处死。晋国的士大夫们都非常害怕,他们说:颠颉跟随姬重耳流亡列国十九年,功劳很大,现在偶尔有小过尚且受到如此严厉的刑罚,何况我们哪?从此人人畏刑守法。

灌铅
在佛教关于阎罗的故事中,有阎罗黑白二相的说法,白相即为地狱之主,有百官所命,美女围侍;黑相即每天有两个时辰,要受铜汁灌肠之苦。与此相似,人间有灌锡或灌铅的酷刑。锡的熔点是摄氏232℃,铅的熔点是摄氏327.4℃,无论灌锡或灌铅都能把人烫死。而且溶化的锡或铅一入肚腹就会凝固成硬块,这种重金属的坠力也能致人死命。
汉代厂川王刘去的王后阳城昭信妒忌而暴虐。刘去宠爱另一位名叫荣爱的美姬,多次和她一块饮酒,昭信妒性大发,就向刘去说:“荣爱看人时,神色有些不正常,大概是和谁有私情”。刘去信以为真,他见荣爱正在给他绣衣领上的花纹,就一怒之下夺过衣服投进火中烧掉了。荣爱见刘去生气,非常害怕,投井寻死,刘去命令人把她捞出来,不幸没有死。刘去杖责荣爱,***她招认私情,荣爱受刑不过,胡乱说出和医生有奸情。刘去越发恼怒,就把荣爱绑在柱子上,用烧红的尖刀剜掉她的两只眼珠,再割下她的两条大腿上的肉,最后用溶化的铅灌入她的口中,这样一直把荣爱摧残至死。

刷洗
这里说的梳洗并不是女子的梳妆打扮,而是一种极为残酷的刑罚,它指的是先用开水浇人,再用铁刷子把人身上的肉一下一下地抓梳下来,直至肉尽骨露,最终咽气。梳洗之刑的真正发明者是朱元璋,据沈文的《圣君初政记》记载,实施梳洗之刑时,刽子手把犯人剥光衣服,裸体放在铁床上,用滚开的水往他的身上浇几遍,然后用铁刷子一下一下地刷去他身上的皮肉。就像民间杀猪用开水烫过之后去毛一般,直到把皮肉刷尽,露出白骨,而受刑的人等不到最后早就气绝身亡了。梳洗之刑与凌迟有异曲同工之妙。据《旧唐书.桓彦范传》记载,武三思曾派周利贞逮捕桓彦范,把他在竹槎上曳来曳去,肉被尽,露出白骨,然后又把他杖杀。

弹琵琶
弹琵琶十分的简单,而且易行。这里指的不是乐器琵琶,而是用利刃把人的琵琶骨(肋骨)一根一根剃下来,最早应该是在明朝使用。

抽肠
明初,朱元璋曾对死刑犯人施行抽肠。具体做法是把一条横木杆的中间绑一根绳子,高挂在木架上,木杆的一端有铁勾,另一端缒著石块,像是一个巨大的秤。将一端的铁勾放下来,塞入犯人的肛门,把大肠头拉出来,挂在铁勾上,然後将另一端的石块向下拉,这样,铁勾的一端升起,犯人的肠子就被抽出来,高高悬挂成一条直线。犯人惨叫几声,不一会就气绝身亡
明末张献忠抓到的明朝官吏使用的酷刑也有抽肠这一项。做法是,先用刀从人的肛门处挖出大肠头,绑在马腿上,让一人骑著这匹马猛抽一鞭向远处跑去,马啼牵动肠子,越抽越长,转瞬间抽尽扯断,被抽肠的人随即一命呜呼。

骑木驴
是古代专门惩治那些勾结奸夫谋害亲夫的女人所用的酷刑。据《二十四史演义》说,明末的骑木驴是这样的:先在一根木头上竖起一根木柱,把受刑的女子吊起来,放在木柱顶端,使木柱戳入阴道内,然後放开,让该女身体下坠,直至木柱「自口鼻穿出,常数日方气绝」。

昂山素姬语录

1.不要仅仅依靠别人的勇气与无畏。你们中的每一个人都必须作出牺牲,去成为一个无畏的有勇气的英雄。只有到那时候,我们才能够享受到真正的自由。

2.极权主义是一种建立在敬畏、恐怖和暴力基础上的系统。一个长时间生活在这个系统中的人会不知不觉成为这个系统的一部份, 恐惧是阴险的, 它很容易使一个人将恐惧当作自己生活的一部份, 当作存在的一部份, 而成为一种习惯

3.革命的精髓是精神。它出自于一种理性的信念。为塑造出一个民族的发展进程,需要改变精神上的态度与价值观。革命的目标如果仅仅是瞄准在改善物质的条件上,改变官方的政策与制度,它就很少有真正成功的机会。

4.在一个否认基本人权存在的制度内,恐惧往往成为了一种时尚――害怕坐牢,害怕拷打,害怕死亡,害怕失去朋友、家庭、财产或谋生的手段,害怕贫穷,害怕孤独,害怕失败。最为阴险的恐惧方式是化装为常识、乃至于至理名言,将有助于保存人的自尊与内在的人性高贵的日常的勇敢行为,谴责为愚蠢、鲁莽、没有价值或琐碎无用的。

5.可以预料,一旦人权问题成为民主运动的组成部份,官方舆论就开始嘲弄并谴责有关人权的整个概念,将其贬为不容于传统价值的西洋货。

6.专制政权却不承认人是国家的宝贵成分,以为公民不过是没有个性没有头脑——不能自立——可任意摆布的群氓。似乎人民只是国家的附庸,而并非它的命脉。爱国主义被贬值为一种狂热的烟幕,用以掩盖威权主义统治者的不公,使他们得以按自身的狭隘利益来规定国家的利益。

7.宣称缅甸人不适宜享有民主国家公民那么多的权利及优惠,这是在侮辱人格。同样,大成问题的是缅甸政府的逻辑,它认为自己倒适宜享有比那些民主国家政府更多的权利及特权。

8.极权主义政权企图用霸道行径来压制自由思想及新观念,并顽固维护他们自身的正确性,这造成了他们思想上的停滞,同时他们又把这种停滞加诸于整个民族。恫吓加宣传演出了压迫的二重奏,而人民在恐惧猜疑的气氛中学习掩饰与沉默。

9. 经常有人问到一个令人不安的问题:一个如此高压的政权真的会给予我们民主吗?而回答祗能是:民主,正如自由、正义以及其它社会政治权利一样,不是“给予”的,而是通过勇敢、坚定及献身挣来的。

10.在缅甸人民追求民主的进程中…斗争的主要原动力不是对权力、报复及毁灭的渴望,而是对自由、和平及正义的真正尊重。追求缅甸的民主是人民的斗争,是为了争取成为世界共同体的自由平等成员,享受有意义的美好生活。

11.恐惧源于无安全感,而无安全感源于缺乏仁爱。如果人间缺少仁爱,可能是因为你自己缺乏仁爱,或者你周围的人缺少仁爱,所以你感到不安全。而不安全导致恐惧。

12.今天对地球最大的威胁不是来自那些最贫穷的国家经济上的贫穷落后,而是由于在这些地区那些可以调和不同的宗教,种族和政治争端的原则和实践方法以及人类的伟大愿望被漠视,压制或歪曲。

13.我们的精神基础就是仁爱。仁爱不可只对那些支持你的人。它也应用于那些反对你的人。仁爱意味着同情他人,己所不为勿施于人。

14.我们在缅甸的民主运动中认识到,民主与人权相互依存,不可分离。

15.也许仁爱这种给他们打开对待人民的新方式,即把人民看作尊重和服务的对象,而不是压迫盘剥的对象。

造反要花多少钱?

干事就需要花钱,这是经济学的常识。但是,过去人们一向认为,做土匪打劫是没本的买卖,只是风险大点,一旦失手,小命就丢了。再往前走一步,造反似乎也不需要钱,拉起队伍来,抢政权就是。抢得到就一本万利,抢不到,大家没饭吃,一哄而散。所以,像陈胜吴广干的事儿,一般也被视为没本的买卖。

孙中山的革命党,却不能像洪秀全那样,先打出旗号,再攻城拔寨,掳掠资财。他们的起义,有点像做生意,先筹集了本钱,买枪械,花钱偷运回来,还要花钱收买参加人员,从帮会到新军甚至防营,连起义骨干的活动经费,从交通住宿到吃饭的钱,都得事先准备好。好些革命党人比如孙中山,原本就是职业革命家,自己就要靠捐款养活,一会儿钱松,一会儿钱紧的。筹集一大笔造反经费,实在不容易。但凡党徒有产业的,多半保不住。孙中山的哥哥孙眉,就因为支持弟弟革命破了家。而另一个革命富翁张静江,据说,他跟孙中山汇款的暗号,ABCDE分别代表1万,2万,3万,4万,5万。而孙中山动辄给他发一个C或者E,让他穷于应付。不过,革命党最大的财源,还是南洋。毕竟,革命党拉捐款,只能靠海外华人,而华人最多的地方,就是东南亚,欧洲和美国,要排在第二位。而同盟会中人,在海外资源最多,筹款能力最强的,还是孙中山。只有孙中山在海外华人中最有人脉。需要提一句的是,当年的捐款,不尽出于海外华人的革命觉悟。好些捐款,实际上是华人对革命的一点对赌投资。革命党人在拉捐助的时候,往往会许诺给捐款人一些革命成功后的官衔。当然,这些官衔,在革命成功后,绝大多数都没有可能兑现。

凡是涉及钱财,就难免有纠葛。口直心快的章太炎,因民报经费跟孙中山撕破脸皮大闹,背后实际上是部分来自东南和中部同盟会成员对孙中山长期的不满。在他们看来,把资金过多的投向孙中山的家乡两广一带,明显是出于地域的偏心。但是,考虑到资金的来源,孙中山大概也只能这样选择,毕竟,南洋的华人华侨,多半来自两广。如果能在广东占一块地方,也便于争取海外的援助。在孙中山眼里,像武汉这种四战之地,尤其是不能考虑的。所以,同盟会在章太炎事件之后,实际上处于部分的分裂状态。部分原光复会的成员,在东南地带自行其是。而来自中部的前华兴会成员,也自己做自己的。当然,他们就没法指望孙中山的筹款接济了。

1911年(辛亥年),革命党人策动了两次他们历史上最大规模的起义。一次是4月的广州起义,一次就是10月的武昌起义。武昌起义是场没钱的革命,起义前,当地的革命党人为了弄钱,什么招都想过试。最后弄到手的,还就是自己同志刘公借口捐官,从家里骗出来的5000元(原本是5000两银子,他的同志给他剩了一点),用这些钱从上海买了些手枪和子弹,在汉口租界设立了据点,买了好些旗帜,还刻了起义后的都督印。这些钱还剩多少,我不清楚,但真到了起义当口,由于据点暴露,手枪和旗帜并大印甚至没花完的钱,都丢给了清军。唯一起了作用的,就是从外面买来的少许子弹。这些子弹,在据点暴露前就偷偷带进了军营,由于新军子弹被控制,这点子弹最后在起义时,派了大用场。但是,起义者真正用来攻打总督府和其他据点的武器弹药,还都来自于楚望台军火库。可以说,即使刘公的5000元,也没有多少派了用场。基本上,武昌起义就是一场穷革命,没花钱的革命。可占了武汉之后,藩库里却有四千万元左右的银子。

然而,4月的广州起义,钱花得却非常多。 所需资金,大部分来自东南亚。其中英属东印度(即今天的马来西亚),捐了5万;荷属东印度(印尼)5万,暹罗(缅甸)和安南(越南)各3万,剩下的1万大概来自美国。其中买枪械差不多花了6、7万,其余的用来招募人员,收买军队,再加上各项杂费开支,一共的花费,超过了预算4万, 前后共计耗费了17万多元。 这在当时,不是个小数目,差不多是新军一个军两师一月的军饷了。广州起义,拉没有革命觉悟的军队,要收买。动员各地有革命觉悟的“先锋”,每个人的行旅、住店都得安排,每人的装备,得花钱买,动员的越多,花费就越多,按人头拨款。后来看革命党人的账目,每人帐下多少人,发多少钱,一清二楚。而在武昌起义中,士兵住的是军营,吃的是军粮,手里的家伙,是朝廷给的,只是不发子弹,需要从外面弄点。甚至连起义,最后都是自发的,领头人都没有一个,更不需要管领头人要钱。可是,我们知道,花了这么多钱(几乎耗尽了革命党的筹款能力)的广州起义,最后却一败涂地。好心人收了72具尸体,其实死的革命烈士,不止72位,钱,当然都打水漂了。

看来,造反能否成功,关键在形势,不在钱多钱少,形势比人强嘛。如果没有皇族内阁和朝廷收回路矿权的东风,武昌的革命,也未必能成功。自武昌起义之后,穷革命的模式开始复制,各地的起义,基本上都是没本的买卖,而且大多都获利甚丰。清朝新政其间各地攒了点银子,都留给革命党人花了。

底线时分

除了早年的一次警民冲突事故,曼德拉从来没有挨过打。这本700多页的曼德拉自传读下来,我不无惊奇地发现,这个反政府50年、坐牢近30年、长期倡导武装斗争的“乱匪”,落到白人种族主义统治者手里之后,竟从没挨过打。

有一次几乎被打了。那是1963年5月,曼德拉刚进卢本岛监狱时。狱警要求这些新来的犯人跑步前进,曼德拉对一个狱友说:这可不行,一旦开了这个言听计从的先例,以后就任人宰割了。于是他和这个狱友走到队伍的前面,不但没有开始跑步,反而放慢了脚步。狱警勃然大怒:“听着,我们可以杀了你,你的家人不会知道这里发生了些什么!”曼德拉答道:“你们有你们的职责,我们也有我们的。”边说边慢悠悠地走到了牢房里。狱警只好灰溜溜地跟了进去。

另一次情况更奇特。那是1975年,曼德拉关押在卢本岛的第12年。那天他和监狱长Prins为其妻Winnie来访的事发生争执。争执中,Prins对Winnie出言不逊,把曼德拉给惹火了。“我从座位上站起来,绕过桌子向他走去。Prins向后退去,但我及时控制住了自己,忍住了没有用拳头而只用言辞教训了他,我是个反感说脏话的人,但是那天我违背了自己的准则 。”注意,在这段描述中,曼德拉是那个几乎动手打人的人,而监狱长则在惊恐中“向后退去”。

这些事情说明了什么呢?说明了:第一,南非那些种族主义者是坏人,因为他们把一个反种族隔离的斗士给关进了监狱;第二,他们又坏得不成气候,因为他们还有底线,这个底线就是不随便打人。当坏人在使坏但又坏得不成气候时,好人就有了可乘之机。曼德拉就是在种族主义者的道德之下、底线之上的这块空地上s施展身手,领导南非人民“站起来了”。

我为什么会对曼德拉有没有被打这个细节特别留心呢?这是因为最近“打人”是近来一些热点事件的关键词。比如最近有媒体报道,有个叫倪玉兰的律师因为抵制强制拆迁被打成终身残疾,还有湖北某干部夫人因为顽固上访而被警察打成重伤,再联想到几年前魏文华因摄像野蛮城管被当场打死,孙志刚因为没带身份证被打死,以及近年无数离奇的“看守所死亡”事件……这些事情让我意识到,有些人是没有底线的。所有蔑视自由的制度都盛产混蛋,但是一些制度比另一些产出的混蛋成色更高一些。

孔子说,君子有所为,有所不为。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做人要有底线。底线对不同的人来说,高低当然不同。比如拿吃东西这事来说,Vegan主义者,出于动物保护理念,不但不吃肉,连鸡蛋牛奶都不吃;素食主义者次之,底线是不吃肉;对于普通大众来说,肉还是要吃的,但是如果该肉来自于可爱的小猫小狗时,就会忍不住皱起眉头;对于很多人来说,吃点狗肉也没关系,但是听说有人敲开活猴子的脑袋吸脑髓或者把狗熊终身囚禁每天插管子取胆汁,多半也会感慨两句“没人性”……令人困惑的是那些对敲开活猴子的脑袋或者把狗熊变成胆汁机无动于衷的人,这些人,他们的底线在哪里呢?

同样,政治操守的底线对于不同的人高低也不同。比如,有的人底线比较高,可以为他人的痛苦——比如走失的黑窑民工或无处伸冤的访民——奔走呐喊,可谓“主动行善”;有些虽无心做个维权活动家,但至少洁身自爱独善其身,可以说“不行善亦不作恶”;有些人则属于“被动作恶”,在体制内随波逐流,能升官升官,能发财发财,能混注水文凭混注水文凭,要是“单位”发个来路不明的3000块超市购物卡,肯定喜出望外地去买了盼盼法式小面包或者欧莱雅化妆品因为“你值得拥有”。但即使是这种人,要让他去打残一位女士打死一个路人,多半也会摇头……那么,那些把倪玉兰、孙志刚、魏文华打残打死的人,那些“主动作恶”的人,他们的底线在哪里呢?

我很好奇那些没有底线的人。对于这些人,我的好奇甚至多于愤怒。比如,那些打残倪玉兰甚至不允许她使用拐杖的人看着她每天在地上爬行时,他们脑子里在想什么呢?比如,一个法官给“发帖犯”范燕琼判刑甚至不允许瘫痪的她取保候审时,脑子里又在想些什么呢?每次我试图想象这些人的心理活动时,眼前就出现一个巨大的黑洞。这些人小时候也爱吃冰淇淋吗?他们每个脚的脚趾头会不会是8个呢?以及,他们会不会在夜深人静时突然从脑袋里掏出一个插头来充电呢?

相比之下,曼德拉要幸运多了。不但狱警不敢动他,很多“体制内的既得利益者”简直是他的卧底。1956年政府以叛国罪起诉他时,审了4年,最后法官Rumpff竟本着司法独立的原则宣布他无罪。1964年政府再以煽动暴力罪起诉他时,这次因为他组织武装斗争证据确凿,法官De Wet宣布其有罪,但也顶住压力未判其死刑从而保住了“革命的火种”。有一次庭审之前,公诉人Bosch突然撂摊子不干了,他跑过去跟曼德拉握手,说:我鄙视我所做的事情,我不想把你给送到监狱里去。

“我鄙视我所做的事情”。显然,这些人在制度中随波逐流时,漂着漂着突然触到了一种叫做底线的东西。他们低头一瞧,这是哪儿呀?再伸手一看,这上面都沾满了什么东西?于是他们想,老子不干了。这种“老子不干了”的底线时分,很多人都遭遇过。电影《他人的生活》里,韦斯勒当了20多年特务,在被其窃听对象真挚的爱情打动之后,遭遇了这个时刻。在《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中,当托马斯被当局要求自我批判时,也遭遇了这个时刻。一直又红又专的林昭在反右中也撞上了这个瞬间。还有一位老人,某年某月某日在听说他必须支持某种重型交通工具进首都时,也站起来走了人。当然,我们知道,有些人一辈子也不会遭遇这个时刻,他们在作恶的道路上一往无前春风得意马蹄疾。有位小说写手曾悲悯地写道,这个世界上并无一人值得鄙夷。不那么悲悯的我却觉得,这个世界上就是有些人令人鄙夷。对这些人,这些穷尽其灵魂也听不到“咯噔”一声的人,我又好奇又鄙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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