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狄 马
常说中国的父母伟大，都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孩子。父母也常把这话挂在嘴上，用来要挟孩子，说：你看我们克勤克俭，放弃了自己所有的价值追求，供你吃，供你穿，供你上学，你还不听话，孝顺我们？其实，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说他们放弃了自己的价值追求，是天大的笑话。因为他们根本就没有自己的价值理念，当然就谈不上放弃。因为人不能放弃自己没有的东西。光棍汉能放弃老婆吗？流浪汉能放弃豪宅吗？因而就生活的目的和意义而言，不是父母拯救了孩子，而是孩子拯救了父母。因为孩子使父母的精神有所寄托，使他们的生活有了目的和意义，而不是相反。
当然，你若要进一步追问，为什么父母没有自己独立的价值追求？这就牵涉到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那就是专制主义对人性的禁锢和奴役。
历来的专制主义者都想通过一套完整的意识形态禁锢人们的思想，奴役人们的精神。在他们看来，民众只需要做一个驯服的工具，“幸福着皇帝的幸福，快乐着皇帝的快乐”就可以了，除此之外的一切价值和追求都是多余。因而他们不仅仇视反叛者，而且也厌恶不合作者和有独立倾向者。宋代柳永才气纵横，然“薄于操行”。所谓“薄于操行”就是爱逛窑子，爱吃花酒。尝作词《鹤冲天》，有云：“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及临轩放榜，宋仁宗看到他的试卷，就很生气，说：“且去浅斟低唱，何要浮名？”遂落第不仕。其实，柳先生爱洗桑拿，爱逛按摩房，给妓女们写写歌词，非但不影响大宋王朝的“稳定”，反而拉动了赵宋集团的内需，丰富了宋王朝的夜生活，纵然不及正人君子们高尚，至少也于统治者的“维稳”无碍，又没有在网上发帖，“煽动颠覆”宋王朝，何必非要逐出体制？不过是厌恶他的独立罢了。因为在喜好大一统的专制者看来，独立本身就是一种藐视。明初诗人高启曾应召赴南京参与修撰《元史》，后任翰林院编修。过了几年，朱元璋又拟擢升高启为户部右侍郎，高坚辞不受，返回老家青丘，以教书治田自给。朱元璋很生气。1374年，终于借魏观案将其腰斩于市。论者以为高启之死是以其诗讽刺朱皇帝，其实高启死于他的“不合作”。人人都辞官“自给”，当皇帝还有什么意思？洪武十八年，朱皇帝颁布《大诰三编》，内有：“‘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成说其来远矣！寰宇中士大夫不为君用，是外其教者，诛其身而没其家，不为之过。”也就是说，你想做隐士，躲于岩穴之下？对不起！那你就得付出杀头、抄家、诛灭九族的代价。野史记载，高启被腰斩后，并没有立即死去，而是躺在地上用半截身子的力量，以手蘸血，一连写下三个鲜红而又刺眼的“惨”字。
比起古代的专制主义者，现代的极权主义者当然文明得多了。就以诛杀异议者的方式而论，虽然文革烈士张志新死前被轮奸、割断喉管，北大才女林昭死后警察还上门向她的母亲要了五分钱的子弹费，江西姑娘李九莲死前武警将一支竹筒插入喉中，死后被人割去了乳房和阴部，同案犯钟海源因为一个军区的副司令要换肾，死前就被人从身上活摘了双肾，长春工人史云峰“就地正法”前嘴里被塞满纱布然后用针线缝死。但不论怎么说，都是“执行枪决”，比起高启似的腰斩两段，究竟要痛快得多。但令人奇怪的是，不管是因为受了几千年的“王法”惊吓，还是当下的物质诱惑，总之，在人们的志趣、职业日渐多元，专业分工越来越细密的今天，中国人的精神生活仍然没有多大改善。大部分的中国人除了升官发财，仍然没有别的追求。
我有一个同学最喜欢给乡亲们办事。他办的事大到给亲戚朋友提干、评职称，为他们的娃娃找工作、转户口，小到给三姑六姨们搞二胎指标，免计划生育罚款，取消结扎、上环的指令，但有来投奔他的，不论高低贵贱，终日追陪，并无厌倦。每当我看到他从酒桌上回来，脸喝得像火烧云，眉飞色舞地讲他晋见某领导的惊险过程时，我就觉得，这种人活着其实也蛮有意思的。一个人一旦脱离了本质，就可以任意扮演他所不是的角色。他和求他的人之间也不存在谁沾光、谁吃亏的问题，二者是相辅相成，互为因果的关系。乡亲们从他那里获得了实利，他从乡亲们那里获得了赞誉，最重要的是找到了自信和活着的意义。尽管赞誉的多少往往与他办事的大小成正比，赞美的时间也常常开始于他升官的季节，终止在他退休的年龄，但仍然使他获得了极大的满足。
如果你用心观察，你还会发现，这样的人在生活中不是一个，而是一批、一群，甚至可以说复印了大部分人的精神世界。我有一个老乡，在当地上完学，就应聘到省城一家报社做记者。本县的县长不知就里，怕他找事，就常常请他吃饭。于是他“衣锦还乡”时，总是要选在乡镇逢集的日子，因为这一天人多，县长在饭馆里请他吃饭，门外就围一群看热闹的父老兄弟，把鼻子挤成平的，贴在窗玻璃上，看他和本地知县推杯换盏。晚上回到村里，乡亲们就挨家挨户地请他。可有一年县长终于弄清楚了，他这个记者是假的，拿个记者证不过是为拉广告方便，于是再也不请了。县长不请了，乡亲们也就跟着不请了。因为大家都怀疑他“犯了错误”。从那一年开始，人们发现他一下老了许多。因为这种人活着其实是为别人活着。别人的羡慕就是他活着的依据。他必须要有来自国家、政府、亲友、宗族的赞许，他活着才有意义；否则，他就不知道去哪里寻找活着的水源。他无法想象，一个人可以不依赖别人的奖赏而自得其乐。你说他没有追求，升官发财难道不算追求？你说他没有价值，别人的奖赏难道不算价值？但这种价值是不是独立价值？这种活法是不是个人主义？我认为不是。
一种行为只有经过自愿选择，并愿意为之作出牺牲，且并无求报的目的时，在伦理上才算是有价值的；否则就等同于买卖。母爱之所以伟大，关键是她在喂奶时并没有想到这是在放债，否则就和卖牛奶的无异。父爱之所以深沉，关键是他在挣钱养家时并没有逐条记账以便将来取利，否则就和卖养老保险的没有区别。一个农妇养了一头猪，即使喂得再好，哪怕每天都给它吃爆米花，喝八宝稀饭都不值得称赞，因为她的目的在于过年，而不是为猪的健康发展；只有她将这头猪养大、养肥，不但不准备宰杀，而且还准备为这头猪“养老送终”，这个农妇的行为才是值得称赞的。同理，一个奶农养了一头牛，即使给这头牛喂得再好，哪怕在牛圈里装上空调，铺上电褥子都不值得讴歌，因为他的目的是挤人家的奶，而不是为了爱；只有他给这头牛一直吃得好好的，但从来不动人家的奶，反而打算有朝一日将这头牛放归山林，以便它实现“叶落归根”的梦想，这个奶农的行为在道德上才算是高尚的。
同样的道理，只有升官发财或替亲友升官发财、干预词讼一类的帮忙，不但是经过自愿选择的，而且绝不考虑“市场回报”，哪怕连赞扬的话也不要时，这种行为才有讨论的价值；否则这种价值就是伪价值，这种个人主义就是伪个人主义。因为一种真价值不仅要合乎自我内心的需求和判断，而且要具备起码的独立性。一个以别人的眼神为行动指南的人，绝不能说已经拥有了独立的价值。一个真个人主义者也绝不会以别人的意志为意志，以别人的是非为是非。在不伤害他人的前提下，他可以心安理得地做他认为正当的任何事，只是这正当不仅仅局限在以家庭、宗族、地域、民族、国家等命名的小圈子内。
有人说，不错，我是没有独立的价值，可我希望我将来的孩子有。于是在我们的生活里就出现了一种奇怪的现象：越是百无聊赖没出息的父母，越是发疯似地要求孩子。他们的理由是，我们这辈子是完了，可万不能再让孩子完了。可他们恰好忘了，他们的父母当年也是这么说的，他们的孩子又是将来的父亲或候选的母亲，如果不出意外，也一定会这么说给他的孩子。这样，子传孙，孙又传子，子子孙孙无穷匮也。可遗憾的是，不论这个传承的链条多么长，链条上的每个人都像一个击鼓传花的孩子，只需把手中的花触电似地传给下一代就算完成了任务。可花呢？谁来关心它的衰败和盛开？你不能完成的任务，你凭什么要传给你的下一代？我相信，上帝把每代人创造在大地上，不是要他们把任务原封不动地传给下一代就行了。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特殊使命，而造化的使命是用来完成的，而不是用来推托的。
常言道：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如果他打小看见的就是婆媳斗法、妇姑勃谿的世界，你怎么能指望他长大了爱人如己？耳濡目染胜过耳提面命。你整天昏天黑地，在麻将堆里颠三倒四地过日子，凭什么相信你的孩子长大了会蓦地拥有独立的品格、广博的趣味？你当然可以说，我们这代人有我们这代人的难处，可那一代人没有自己的难处？上帝给每代人的世界都不是完美的，否则还要人努力干什么？我觉得，父母如果能给子女留下遗产当然再好不过，但如果不能，就至少不要留下债务。这个债务包括物质的，如金钱；也包括精神的，如任务和未完成的宿愿。为了培养孩子独立自主的能力，常听父母说，孩子能做的让孩子做。这话反过来应该也对，那就是：为了培养父母独立自主的能力，父母能做的让父母做。父母做不了的就不要留给孩子了。
孩子自有孩子的使命。一代人的难处一代人当就够了。不然，孩子们会指着我们的骨灰盒骂道：你看这些老汉、老婆子，死不要脸！因为自己懒惰、自私、胆怯，就把任务推给我们，害得我们生活中有太多不能承受之重。那时我们纵有反对意见，恐怕也不能从骨灰盒中站起抗议。挥拳、饿肚、不给零花钱、不准谈恋爱、骂他们不孝顺、偷看他们的日记、假装受屈流眼泪……这些先前有用的手段那时会一概失灵。因而最好的办法是防患于未然，将娃娃们的骂声消灭在萌芽状态，那就是，不留宿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