限制舆论的做法不适合共和国的国体，对舆论应先采取放任主义，以后视情况再说。
这是北洋军阀政府的掌门人段祺瑞总理在研究开放报禁的国务会议上的拍板表态。
段祺瑞是一个共和意识比较强的军人政治家。这可能与他曾经留学欧洲有关。他在辛亥革命中和之后的民国初期对中國共和制度的建立与维护做出了贡献。
辛亥革命时，他做为朝廷派到武汉前线鎮壓革命的军事指挥官，到任后一反前任冯国璋对起义军猛冲猛打的做法，尽管当时北洋军在军事上处于绝对优势，但他却下令停战，并领衔46位高级军官给朝廷发长篇电报，要求清廷顺应民意实行共和。特别是1912年2月5日，段祺瑞与部下联署发电报给中央，威胁清廷，如再不实行共和，将“率全体将士入京，与王公剖陈利害。”等于下了最后通牒。这对推翻清朝统治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是强有力的最后一击。7天后，清皇室宣布退位。
主旋律的学者们不认为军阀会有什么共和意识，他们说段祺瑞逼宫是为其主子袁世凯夺权效力。但是不要忘了，当袁世凯决定称帝的时候，段祺瑞也是极力反对的，尽管他是袁世凯一手栽培提拔起来的，他的夫人还是袁世凯的义女，但他在袁世凯决定当皇帝的时候即公开表示反对，并称病辞去了陆军总长回家，宁可不当官，也不当媚权的反动派。在各地反对袁世凯称帝起兵之后，袁世凯要他出山帮助维持局面，他提出的条件就是撤销帝制。
段祺瑞第三次维护共和是在张勋率领辫子军打入北京复辟清王朝期间，段祺瑞在天津组织了反复辟的军事联盟，打到北京，一举粉碎了复辟的闹剧。所以，有人说段祺瑞有“三造共和”之功。
段祺瑞也是个比较清廉的政治家，尽管他被官史定性为反动军阀，但在对待共和对待言论自由的态度上，他远比那些不反动的伟人要进步得多。
1916年袁世凯死后，中國进入了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直到1927年国民黨在南京成立政府。北洋军阀统治期大约一半的时间，中央政府实际上是以段祺瑞为核心的。
袁世凯死后才一个月，段祺瑞就废止了袁氏颁布的限制公民权力的诸多法令，包括《报纸条例》，彻底开放了报禁。政府允许被袁世凯查禁的所有报纸复刊。随后又恢复了辛亥革命时的《临时约法》和国会。
在讨论废止《报纸条例》的国务会议上，有人担心放开报禁会乱套，反对放开言论自由，段祺瑞说了本文开头那段话，拍板放开报禁。中央政府内务部还对各省市地方政府发出两次通告，要求：现在时局正适合充分表达民意，发挥舆论作用，此前所查禁的各报一律解禁。
正是由于段祺瑞主张放开舆论，对言论自由采取放任、宽容和豁达的态度，使得北洋军阀时期成为中國近代史上文化最灿烂的时期。大肆宣扬科学与民主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发生在那个时期；胡适、鲁迅等文化巨匠和20世纪中國文化界最优秀的人物，也大都在那个时期崭露头脚。
言论自由是一个民族释放能量的前提，如果段祺瑞将言论自由完全禁锢了，要求所有的媒体都必须按照军阀政府的部署发声，新闻工作者也必须由军阀们信得过的在政治上与其保持一致的人担当，新文化运动就不可能发生，文化领域里的巨匠也不会产生。
尽管北洋军阀的统治也是專制统治，也不会有彻底的言论自由，具体情况随掌权的军阀是开明还是残暴差异比较大，但由于段祺瑞开了个好头，总体上来说要比袁世凯时期好得多，比以后的国民黨时期也好得多，比国民黨以后更是好得多。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也是共產黨酝酿和创办的时期，陈独秀、李大钊、毛澤東、周恩来等共產黨的创始人和早期活动家都是在那个时期由办报纸走向政治舞台的。
“先有报，后有黨”。这是对中國共產黨创办过程的描述。中國共產黨的创始人陈独秀和李大钊就是通过办报纸被苏联人注意并与之联系的。苏联人通过他们传播了布尔什维克主义，培养和汇集了中國最早期的共產主义分子。
陈独秀和李大钊都在日本留过学，也都在著名的报人章士钊的手下做过报纸编辑或撰稿人，陈独秀到北大做教授，李大钊到北大做图书馆馆长，也都是章士钊向老朋友蔡元培推荐的。
陈独秀在袁世凯时期创办了《青年杂志》，到了北洋军阀时期改名为《新青年》，并从上海搬到了北京，由北京大学的教授们轮流担任主编。当时，《新青年》是中國最革命的刊物，在中央政府的眼皮子低下，《新青年》刊登了许多激进的政论文章和文学作品，如李大钊的《布尔塞维主义的胜利》，鲁迅的《狂人日记》和蔡元培的《劳工神圣》等。《新青年》对文化的普及有一个重大的贡献，就是发表了胡适写的被誉为白话文圣经的《文学改良刍议》，奏响了文学革命的序曲，引发了白话文运动。
那时，李大钊还创办了《晨报》和《每周评论》，宣传十月革命，宣传馬列主義。毛澤東在湖南先后创办和主编了《湘江评论》、《新湖南》，周恩来在天津先后创办了《天津学生联合会报》和《觉悟》。他们宣传革命，鼓动造反。
在我们的印象中，北洋军阀统治既反动又蛮横，暗无天日。但他们却放开报禁，允许民间办报，允许陈独秀、李大钊、毛澤東、周恩来这样的持不同政见者办报，公开宣传不同政见，甚至鼓动“颠覆国家”。尽管军阀们不高兴了会封报纸，但这些革命者可以继续办报。《湘江评论》被封了，毛澤東再办《新湖南》，《天津学生联合会报》被封了，周恩来再办《觉悟》。
那时候的报纸可以刊登抨击政府和军阀的文章，一方面表明那时候的办报人敢说真话的大无畏的精神，另一方面也表明军阀在控制舆论方面的宽松。
举个例子，著名报人成舍我主编的《世界晚报》，敢于主持正义，批评时政，批评北洋政府。1924年5月7日，北京大学生在天安門集会，记念21条国耻日，被军警打伤了几十人，《世界晚报》当天晚上就头版头条报道，严厉谴责政府，问责部长，强烈要求惩办凶手。当时有人甚至可以在报纸上直截了当地指责军阀统治 “名为共和，实为專制”。报纸敢公开与政府作对，在今天是绝对不可能的事。
再举个例子。1926年3月18日，共產黨李大钊赵世炎等人组织北京学生为了抗议八国通牒而到段祺瑞的执政府门前示威，政府卫队开枪打死47人，打伤200多人。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三一八惨案。段祺瑞在得知卫队开枪打死学生后，立即赶到现场，面对死者长跪不起，随后发出政府抚恤令，对死难者进行抚恤。但政府为了推卸责任，还是把学生说成是受到共產学说和赤色分子挑唆的暴徒，说卫队开枪是因为学生抢夺枪支，由于学生先开的枪，卫队才自卫还击，并不是政府下令屠殺示威者，段祺瑞事先并不知情。
但由于那时候舆论阵地没有掌握在执政府的手里，京城报纸一致谴责政府屠殺爱国学生的罪恶行径。《京报》《语丝》《国民新报》《世界日报》《清华周刊》《晨报》《现代评论》《京报副刊》等大篇幅地连续发表消息和评论，广泛而深入地报导惨案真相，鲁迅、周作人、林语堂、梁启超、朱自清、闻一多等文化名流也著文谴责北洋军阀政府，鲁迅连续发表7篇文章，把三一八称作民国史上“最黑暗的一天”。
愤怒的舆论传达了沸腾的民意，最终导致内阁总辞职，段祺瑞的政府被迫下台。
由此可见，如果不控制舆论，枪杆子单枪匹马维护政权是很难的。难怪马基亚维里清醒而深刻地指出，專制权力的维系必须同时依靠暴力和谎言。
土匪出身的奉系军阀张作霖和张宗昌给北洋军阀执政时期留下了摧残新闻自由的大污点和恶名。他们1926年杀入北京时，杀害了两个著名的报人，一个是《京报》社长邵飘萍，另一个是《社会日报》的主笔林白水。这是中國新闻史上极其悲惨的事件。
邵飘萍是张作霖下令杀害的，罪名是“勾结赤俄，宣传赤化”，而真实原因是邵飘萍此前支持了与张作霖交战的冯玉祥和叛变张作霖的郭松林，因而被张作霖残忍地杀害了。
林白水是被张宗昌以“通敌有证”的罪名杀害的，但他被杀的真正原因是敢于说人话，说真话，他不畏权贵不怕强暴，面对残暴的土匪出身的军阀依然敢唱反调，揭老底，他在报上撰文揭露了张宗昌及其亲信的劣迹，讥讽抨击了军阀。由此引来了杀身之祸。
林白水是中國新闻人的楷模，他的一句名言应当做为中國所有新闻人的永恒的守则，他说：“新闻记者应该说人话，不说鬼话；应该说真话，不说假话！”
两个土匪军阀在不到100天的时间里杀害了两个著名的报人。奇怪的是，他们却不封报纸。他们的原则是“只杀报人，不封报馆。” 为什么呢，他们的逻辑非常可笑，杀人而不封报，就不算摧残舆论。由此也可以看出，土匪出身的军阀也把摧残舆论看得比杀人还恶劣。
张作霖和张宗昌也都没有好下场。张作霖被外国人炸死了，张宗昌则是被仇人刺杀了。更重要的是，他们在历史上留下了永久的恶名，是恶的象征。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一家由外国人创办的对中國历史影响极其巨大的通讯社必须被提及，这就是1920年7月由苏联人在上海创办的《中俄通讯社》。
这家通讯社是苏联人为了策动中國的赤色革命而创办的，其本意不是为了做新闻，而是以通讯社为掩护，在中國寻找共產主义的代理人，培训共產主义者，组建共產黨。
苏联人魏金斯基，也是共產国际的代表，创办了这家通讯社。他与助手杨明斋带着上级的指示和钞票，怀着发动中國革命的伟大使命来到了上海。杨明斋是一个去俄罗斯谋生的中國人，在俄罗斯加入了布尔什维克，随后被派回中國发动革命。
魏金斯基是一个工作效率很高的活动家，1920年8月，也就是《中俄通讯社》开张后1个月，他就组建了中國共產黨的上海发起组。1年后，中國共產黨在上海宣告诞生。
《中俄通讯社》实际上还是中國的第一个“黨校”，它培训了中國最早的共產主义者，同时它也是一个留学“中介”机构，招了不少热血青年，送到俄国去接受共產主义教育。《中俄通讯社》把馬克思的那一套，斯大林的那一套，显然，也应当看作是西方的那一套，带给了中國，也选拔和培养了中國最早的无产階級革命分子。一个小小的通讯社，能量巨大，把中國前行的方向扭到了布尔什维克的轨道上。当然，它的背后是一个扩张性极强的帝国和“主义”。
二十九年以后，苏联人在中國播下的种子开花结果了，共產黨人夺取了政权。悲哀的是，靠办报和办通讯社起家，受惠于言论自由的革命者们，当他们执掌权力之后，却远没有反动军阀段祺瑞们的豁达和自信，彻底摧毁了公民的言论自由和其他表达自由，倒退到了慈禧以前的时代，连慈禧都不如。半个多世纪了，中國再也没有出现过胡适、鲁迅这样的巨匠，也没有出现茅盾、老舍、沈从文这样的大师，更没有什么文化的繁荣。茅盾顺从了，老舍投湖了，沈从文去研究服装了。倒是出了一些宫廷名导、含泪大师和幸福鬼，自我赞美的无耻术和歌功颂德的媚权术与时俱进了，真是悲哀悲哀悲哀呀！
相比之下，军阀段祺瑞不是很坏。
这是北洋军阀政府的掌门人段祺瑞总理在研究开放报禁的国务会议上的拍板表态。
段祺瑞是一个共和意识比较强的军人政治家。这可能与他曾经留学欧洲有关。他在辛亥革命中和之后的民国初期对中國共和制度的建立与维护做出了贡献。
辛亥革命时，他做为朝廷派到武汉前线鎮壓革命的军事指挥官，到任后一反前任冯国璋对起义军猛冲猛打的做法，尽管当时北洋军在军事上处于绝对优势，但他却下令停战，并领衔46位高级军官给朝廷发长篇电报，要求清廷顺应民意实行共和。特别是1912年2月5日，段祺瑞与部下联署发电报给中央，威胁清廷，如再不实行共和，将“率全体将士入京，与王公剖陈利害。”等于下了最后通牒。这对推翻清朝统治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是强有力的最后一击。7天后，清皇室宣布退位。
主旋律的学者们不认为军阀会有什么共和意识，他们说段祺瑞逼宫是为其主子袁世凯夺权效力。但是不要忘了，当袁世凯决定称帝的时候，段祺瑞也是极力反对的，尽管他是袁世凯一手栽培提拔起来的，他的夫人还是袁世凯的义女，但他在袁世凯决定当皇帝的时候即公开表示反对，并称病辞去了陆军总长回家，宁可不当官，也不当媚权的反动派。在各地反对袁世凯称帝起兵之后，袁世凯要他出山帮助维持局面，他提出的条件就是撤销帝制。
段祺瑞第三次维护共和是在张勋率领辫子军打入北京复辟清王朝期间，段祺瑞在天津组织了反复辟的军事联盟，打到北京，一举粉碎了复辟的闹剧。所以，有人说段祺瑞有“三造共和”之功。
段祺瑞也是个比较清廉的政治家，尽管他被官史定性为反动军阀，但在对待共和对待言论自由的态度上，他远比那些不反动的伟人要进步得多。
1916年袁世凯死后，中國进入了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直到1927年国民黨在南京成立政府。北洋军阀统治期大约一半的时间，中央政府实际上是以段祺瑞为核心的。
袁世凯死后才一个月，段祺瑞就废止了袁氏颁布的限制公民权力的诸多法令，包括《报纸条例》，彻底开放了报禁。政府允许被袁世凯查禁的所有报纸复刊。随后又恢复了辛亥革命时的《临时约法》和国会。
在讨论废止《报纸条例》的国务会议上，有人担心放开报禁会乱套，反对放开言论自由，段祺瑞说了本文开头那段话，拍板放开报禁。中央政府内务部还对各省市地方政府发出两次通告，要求：现在时局正适合充分表达民意，发挥舆论作用，此前所查禁的各报一律解禁。
正是由于段祺瑞主张放开舆论，对言论自由采取放任、宽容和豁达的态度，使得北洋军阀时期成为中國近代史上文化最灿烂的时期。大肆宣扬科学与民主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发生在那个时期；胡适、鲁迅等文化巨匠和20世纪中國文化界最优秀的人物，也大都在那个时期崭露头脚。
言论自由是一个民族释放能量的前提，如果段祺瑞将言论自由完全禁锢了，要求所有的媒体都必须按照军阀政府的部署发声，新闻工作者也必须由军阀们信得过的在政治上与其保持一致的人担当，新文化运动就不可能发生，文化领域里的巨匠也不会产生。
尽管北洋军阀的统治也是專制统治，也不会有彻底的言论自由，具体情况随掌权的军阀是开明还是残暴差异比较大，但由于段祺瑞开了个好头，总体上来说要比袁世凯时期好得多，比以后的国民黨时期也好得多，比国民黨以后更是好得多。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也是共產黨酝酿和创办的时期，陈独秀、李大钊、毛澤東、周恩来等共產黨的创始人和早期活动家都是在那个时期由办报纸走向政治舞台的。
“先有报，后有黨”。这是对中國共產黨创办过程的描述。中國共產黨的创始人陈独秀和李大钊就是通过办报纸被苏联人注意并与之联系的。苏联人通过他们传播了布尔什维克主义，培养和汇集了中國最早期的共產主义分子。
陈独秀和李大钊都在日本留过学，也都在著名的报人章士钊的手下做过报纸编辑或撰稿人，陈独秀到北大做教授，李大钊到北大做图书馆馆长，也都是章士钊向老朋友蔡元培推荐的。
陈独秀在袁世凯时期创办了《青年杂志》，到了北洋军阀时期改名为《新青年》，并从上海搬到了北京，由北京大学的教授们轮流担任主编。当时，《新青年》是中國最革命的刊物，在中央政府的眼皮子低下，《新青年》刊登了许多激进的政论文章和文学作品，如李大钊的《布尔塞维主义的胜利》，鲁迅的《狂人日记》和蔡元培的《劳工神圣》等。《新青年》对文化的普及有一个重大的贡献，就是发表了胡适写的被誉为白话文圣经的《文学改良刍议》，奏响了文学革命的序曲，引发了白话文运动。
那时，李大钊还创办了《晨报》和《每周评论》，宣传十月革命，宣传馬列主義。毛澤東在湖南先后创办和主编了《湘江评论》、《新湖南》，周恩来在天津先后创办了《天津学生联合会报》和《觉悟》。他们宣传革命，鼓动造反。
在我们的印象中，北洋军阀统治既反动又蛮横，暗无天日。但他们却放开报禁，允许民间办报，允许陈独秀、李大钊、毛澤東、周恩来这样的持不同政见者办报，公开宣传不同政见，甚至鼓动“颠覆国家”。尽管军阀们不高兴了会封报纸，但这些革命者可以继续办报。《湘江评论》被封了，毛澤東再办《新湖南》，《天津学生联合会报》被封了，周恩来再办《觉悟》。
那时候的报纸可以刊登抨击政府和军阀的文章，一方面表明那时候的办报人敢说真话的大无畏的精神，另一方面也表明军阀在控制舆论方面的宽松。
举个例子，著名报人成舍我主编的《世界晚报》，敢于主持正义，批评时政，批评北洋政府。1924年5月7日，北京大学生在天安門集会，记念21条国耻日，被军警打伤了几十人，《世界晚报》当天晚上就头版头条报道，严厉谴责政府，问责部长，强烈要求惩办凶手。当时有人甚至可以在报纸上直截了当地指责军阀统治 “名为共和，实为專制”。报纸敢公开与政府作对，在今天是绝对不可能的事。
再举个例子。1926年3月18日，共產黨李大钊赵世炎等人组织北京学生为了抗议八国通牒而到段祺瑞的执政府门前示威，政府卫队开枪打死47人，打伤200多人。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三一八惨案。段祺瑞在得知卫队开枪打死学生后，立即赶到现场，面对死者长跪不起，随后发出政府抚恤令，对死难者进行抚恤。但政府为了推卸责任，还是把学生说成是受到共產学说和赤色分子挑唆的暴徒，说卫队开枪是因为学生抢夺枪支，由于学生先开的枪，卫队才自卫还击，并不是政府下令屠殺示威者，段祺瑞事先并不知情。
但由于那时候舆论阵地没有掌握在执政府的手里，京城报纸一致谴责政府屠殺爱国学生的罪恶行径。《京报》《语丝》《国民新报》《世界日报》《清华周刊》《晨报》《现代评论》《京报副刊》等大篇幅地连续发表消息和评论，广泛而深入地报导惨案真相，鲁迅、周作人、林语堂、梁启超、朱自清、闻一多等文化名流也著文谴责北洋军阀政府，鲁迅连续发表7篇文章，把三一八称作民国史上“最黑暗的一天”。
愤怒的舆论传达了沸腾的民意，最终导致内阁总辞职，段祺瑞的政府被迫下台。
由此可见，如果不控制舆论，枪杆子单枪匹马维护政权是很难的。难怪马基亚维里清醒而深刻地指出，專制权力的维系必须同时依靠暴力和谎言。
土匪出身的奉系军阀张作霖和张宗昌给北洋军阀执政时期留下了摧残新闻自由的大污点和恶名。他们1926年杀入北京时，杀害了两个著名的报人，一个是《京报》社长邵飘萍，另一个是《社会日报》的主笔林白水。这是中國新闻史上极其悲惨的事件。
邵飘萍是张作霖下令杀害的，罪名是“勾结赤俄，宣传赤化”，而真实原因是邵飘萍此前支持了与张作霖交战的冯玉祥和叛变张作霖的郭松林，因而被张作霖残忍地杀害了。
林白水是被张宗昌以“通敌有证”的罪名杀害的，但他被杀的真正原因是敢于说人话，说真话，他不畏权贵不怕强暴，面对残暴的土匪出身的军阀依然敢唱反调，揭老底，他在报上撰文揭露了张宗昌及其亲信的劣迹，讥讽抨击了军阀。由此引来了杀身之祸。
林白水是中國新闻人的楷模，他的一句名言应当做为中國所有新闻人的永恒的守则，他说：“新闻记者应该说人话，不说鬼话；应该说真话，不说假话！”
两个土匪军阀在不到100天的时间里杀害了两个著名的报人。奇怪的是，他们却不封报纸。他们的原则是“只杀报人，不封报馆。” 为什么呢，他们的逻辑非常可笑，杀人而不封报，就不算摧残舆论。由此也可以看出，土匪出身的军阀也把摧残舆论看得比杀人还恶劣。
张作霖和张宗昌也都没有好下场。张作霖被外国人炸死了，张宗昌则是被仇人刺杀了。更重要的是，他们在历史上留下了永久的恶名，是恶的象征。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一家由外国人创办的对中國历史影响极其巨大的通讯社必须被提及，这就是1920年7月由苏联人在上海创办的《中俄通讯社》。
这家通讯社是苏联人为了策动中國的赤色革命而创办的，其本意不是为了做新闻，而是以通讯社为掩护，在中國寻找共產主义的代理人，培训共產主义者，组建共產黨。
苏联人魏金斯基，也是共產国际的代表，创办了这家通讯社。他与助手杨明斋带着上级的指示和钞票，怀着发动中國革命的伟大使命来到了上海。杨明斋是一个去俄罗斯谋生的中國人，在俄罗斯加入了布尔什维克，随后被派回中國发动革命。
魏金斯基是一个工作效率很高的活动家，1920年8月，也就是《中俄通讯社》开张后1个月，他就组建了中國共產黨的上海发起组。1年后，中國共產黨在上海宣告诞生。
《中俄通讯社》实际上还是中國的第一个“黨校”，它培训了中國最早的共產主义者，同时它也是一个留学“中介”机构，招了不少热血青年，送到俄国去接受共產主义教育。《中俄通讯社》把馬克思的那一套，斯大林的那一套，显然，也应当看作是西方的那一套，带给了中國，也选拔和培养了中國最早的无产階級革命分子。一个小小的通讯社，能量巨大，把中國前行的方向扭到了布尔什维克的轨道上。当然，它的背后是一个扩张性极强的帝国和“主义”。
二十九年以后，苏联人在中國播下的种子开花结果了，共產黨人夺取了政权。悲哀的是，靠办报和办通讯社起家，受惠于言论自由的革命者们，当他们执掌权力之后，却远没有反动军阀段祺瑞们的豁达和自信，彻底摧毁了公民的言论自由和其他表达自由，倒退到了慈禧以前的时代，连慈禧都不如。半个多世纪了，中國再也没有出现过胡适、鲁迅这样的巨匠，也没有出现茅盾、老舍、沈从文这样的大师，更没有什么文化的繁荣。茅盾顺从了，老舍投湖了，沈从文去研究服装了。倒是出了一些宫廷名导、含泪大师和幸福鬼，自我赞美的无耻术和歌功颂德的媚权术与时俱进了，真是悲哀悲哀悲哀呀！
相比之下，军阀段祺瑞不是很坏。
